加入收藏设为首页
首页  |  新闻中心  |  法院简介  |  审务公开  |  队伍建设  |  法学园地  |  案件快报  |  荣誉展台  |  法律法规  |  裁判文书  |  专题报道
  当前位置:法学园地 -> 业务研讨

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的标准探析

作者:何红梅  发布时间:2015-08-13 15:40:35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常因缺乏明确的标准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应以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的后果为必要考量因素。以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参照、以侵权行为后果为主要依据、以侵权行为地平均生活水平为基础应当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基本原则,通过区分被侵犯权益的类型(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健康权),采取“最低限额+最高限额”综合评定的方法,给相应权益分别设定一个合理的弹性赔偿标准,法官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以确定最终具体的赔偿数额。

    关键词:精神损害抚慰金、审查认定、基本原则、确定方法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见于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就赔偿标准并未作进一步明确,如何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便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本文笔者以案例展开,通过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审查认定以及确定赔偿标准的原则的分析,尝试对赔偿标准作以探讨,冒昧提出个人拙见。

    

    一、问题的提出

    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从赔偿请求人的角度来看,请求数额具有主观随意性,可能导致最终结果与预期目标差距较大,不能很好的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从赔偿义务机关来看,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和依据较为含糊,个案的差异较大,不足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缺乏指导性的标准,仅凭《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无法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数额的极不确定、相似案件可能会有较大差别,都容易造成公平缺失的负面影响。[ 王喜珍:“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制度实施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那么,要解决赔偿标准这一问题,法院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的审查认定。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的审查认定

    在理论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二是侵害的具体情节;三是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四是侵权机关事后采取弥补措施的有效程度。[ 马怀德、张红:“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上述观点从侵权角度出发,参照民事侵权构成的要素,为精神损害的认定提出了重要思路,但笔者认为不尽全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考量因素应宽于民事侵权。民事侵权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要素能够平等的适用于各方主体,而国家侵权的一方主体为国家机关,另一方为公民,主体地位上的不一致,必然要求认定侵权赔偿时应考虑作为受害人的公民一方的因素。

    第二,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远大于民事侵权。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执行者侵权行为所造成影响不仅限于受害人本人,更会给国家机关的威严造成影响,损害其社会公信力。

    第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可参照刑事法律规范的设计思路。刑事法律规范在定罪和量刑方面,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两个方面的考量,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司法公正。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也可以参照这个思路,分为必要因素和酌定因素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必要因素

    1.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

    过错,是国家机关侵权的直接原因。在“念斌案”赔偿决定的考量因素之一就是被错误定罪,这里的“错误”即国家机关的过错。不同程度的过错,导致的后果也不同,具体到“呼格案”中,后果是剥夺了受害人的生命权,在“念斌案”中则是剥夺了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权。过错较轻的,可能会给受害人带来恐慌、无助、悲伤的负面情绪,随着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越长,这种情绪也随之加深。过错严重的,如错误的给受害人判了死刑,可能会造成受害人绝望、抑郁、崩溃甚至自杀、自残等行为。[ 唐兢:“死刑犯一般心理分析与监管对策要略”,载《政法学刊》2008年第4期。]同时还可能给受害人亲属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受害人及其亲属社会评价的降低。侵权机关的过错程度,直接决定了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因此,侵权机关的过错程度理所当然应作为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首要因素。

    2.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

    具体情节是侵权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是侵权行为成立的关键要件。国家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实施侵害的手段、场合、方式等。一般而言,侵害手段越恶劣、场合越公开、行为方式越粗暴,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越大。[ 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在刑事犯罪中,犯罪情节是量刑的重要因素。类似地,在国家赔偿中,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也必然应当作为认定精神损害的必要因素。

    3.侵权行为的后果

    国家侵权行为的后果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亲属,不同后果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不同,因此讨论国家侵权行为的后果宜按照侵犯的权益类型分类进行,不能大而化之,分类的方法也有利于确定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赔偿数额的确定下文将详细阐述,在此仅讨论侵权行为的后果。

    (1)侵犯生命权。生命权是公民基本的权利,是其他权利得以行使的基础,受害人的生命权受到侵犯,其他权利将无从行使。自古以来,生命刑就被称之为极刑,可见被剥夺生命对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时最大的。《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人的死亡,可能给其亲属带来悲伤、哀痛的情绪,甚至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应当给予更多的考虑。

    (2)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个人的人身自主权,是个人“居止行动”的自由;人身自由,可以说是人各种自由中的基本自由;因为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没有行使其他任何自由的可能。[ 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2-83页。]人身自由权被侵犯,受害人内心抑郁、不满、焦虑等心理痛苦随之而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越长,对受害人生活、家庭和社会评价的损害越大,心理痛苦也将会加深。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应以时间为主要考量因素。

    (3)侵犯健康权。健康,顾名思义既包括生理健康又包括心理健康,侵犯健康权,显然会给受害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害。因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推知请求人身体伤害必然伴随着生理上的痛苦,同时在无故被国家侵权行为伤害的情况下,请求人心理上必然存在不满、愤懑、悲伤或因伤害致残而带来或可能带来的生活与就业困难等处境的焦虑、绝望等痛苦。[ 郭庆珠:“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的审查认定研究——基于河南省法院2011年、2012年案例考察”,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因此,侵犯健康权,毋庸置疑也会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

    (二)酌定因素

有观点认为,侵权机关事后采取弥补措施的有效程度、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造成的社会影响、侵权行为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也应作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考量因素,笔者同意该观点,并将这类因素统一称之为酌定因素。如果将前文所述的法定因素作为认定是否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要件,那么酌定因素则可作为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在必要因素具备的前提下,参考个案的酌定因素,进而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

    三、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基本原则

    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比较而言,相对主观,其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是不可度量性。因为精神损害是无形的,无法用具体数额或伤害等级来衡量。二是绝对主观性。因为精神损害只是受害人或其亲属的一种主观感受,其他人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感同身受。三是不可逆性。[ 张新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精神损害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即使获得了足额的抚慰金,也难保不心有余悸。[ 赵玄:“论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定位于司法适用”,载《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基于以上特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的确定不可能严格具体,但有三个基本原则应当遵循。

    (一)以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参照

在我国,精神损害抚慰金概念最早出现于民事侵权领域,因而以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参照是可行的。2010年9月18日《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2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赔偿义务机关违法程度、侵害情节和后果等因素确定”。这一原则也是理论和实务上形成的共识,参照民事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但应高于该标准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正如前文所述,国家机关的地位和性质都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作为公权力机关,其侵权行为造成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等都远远超过民事侵权。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如羁押、错判等,只有公权力机关才能做出,民事侵权中不可能存在。因此,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高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高云:“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裁量”,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二)以侵权行为后果为主要依据

    国家侵权行为的后果主要有三方面,侵害生命权、侵害人身自由权、侵害健康权。根据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国家侵权行为的后果应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主要依据。

首先,侵犯生命权是极其严重的行为, 直接剥夺了受害人的生命,其后果是不可不可估量的。受害人丧失了生命即丧失了所有既有的与可期待的人格利益,其亲属将长时间面临巨大的精神痛苦。侵犯生命权应当直接认定为精神损害的“ 严重后果” 。

    其次,侵犯人身自由权即剥夺了受害人自由支配行为的权利,人身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错误限制或剥夺会给受害人身心造成严重损害。如违法拘留、错误逮捕、错误羁押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与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是正相关的。

    最后,侵犯健康权最直观的表现是对受害人身体的伤害行为,如殴打、刑讯逼供等。因身体伤害进而引发精神上的损害,造成受害人恐惧、失望、抑郁等情绪,可视个案的具体情况衡量精神损害的程度。

    (三)以侵权行为地平均生活水平为基础

    在民事侵权领域,任何一项赔偿的标准都会以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为基础。如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再根据伤残等级具体计算。侵权行为地平均生活水平作为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酌定因素,以此为基础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是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从正面来看,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平均生活水平必然存在差异,任何一种脱离当地生活水平谈赔偿的方式都是站不住脚的。从相反的方面来看,如果全国各地都实行统一的赔偿标准,势必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若按照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则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若按照全国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又必然会让经济发达地区的公民觉得不公平。因此,根据各地各自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赔偿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也有人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自由裁量会导致如下情况:如某甲遭受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造成死亡的后果,在经济发达的 A 地赔偿义务机关可能给予 10 万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在经济欠发达的 B 地就可能只给予 1 万,甚至更少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种结果的出现就是自由裁量过程中必然造成的不公平,这必然与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公平等原则相违背。[ 王志国:“浅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标准”,载《江苏经济报》2015年4月8日。]笔者认为以侵权行为地平均生活水平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基础并不违反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平原则。就确定性来说,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所适用的法律是确定的,考量因素也是确定的,在相同的法律规范和考量因素下做出的赔偿就不存在有悖确定性之说。就公平原则来说,不同地区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律规范是相同的,并未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平均生活水平仅仅是社会客观因素,并非因受害人身份、社会地位差异等个人因素来确定赔偿标准,故以此来确定赔偿数额,也未违反平等原则。

     四、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方法

     国家赔偿标准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国家对受害人的救济程度及国家赔偿制度的社会效果,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亦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7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该规定的出台,填补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的空白,但笔者认为稍显笼统。一方面,该规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仍然很大,不能真正彰显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被侵害权益的不同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差异,容易造成认定上的混乱。综上,笔者认为应当基于被侵害权益的不同类型,采用“最高限额+最低限额”综合评定的方法,分别确定赔偿数额。

    (一)侵犯生命权

生命权是公民的一项根本的人格权,是其他人格权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公民的生命权遭受侵害,则其他人格权也不复存在,世界各国都将维护公民的生命权放在重要的位置。基于生命权的独特性,笔者认为,对于侵犯生命权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最大补偿为原则,法律规范仅需规定赔偿的最低限额,以示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对受害人亲属的最大抚慰。

我国台湾地区在国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台湾地区于2011年颁布的《刑事补偿法》中规定,对死刑执行的补偿要求按照受刑人执行死刑当年度国人平均寿命计算受刑人余命,以一日新台币5000元的标准支付抚慰金,同时规定支付总额不得低于1000万元。

此种“每日补偿金制度”标准明确,计算方便,能够起到尽快弥补受害人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怨愤和心情煎熬。参照台湾地区的制度,侵犯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宜设定一个最低限额,就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大部分,笔者认为,若将赔偿总额视为100%来看,平均每一项赔偿至少占33%,则可以比照这个比例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设定为最低不少于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者两项总额的50%,再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二)侵犯人身自由权

    侵犯人身自由权,主要表现为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考量的明确具体也是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也应以时间为核心来确定。相较于侵犯生命权而言,侵犯人身自由权的影响程度、造成的损害程度都稍小,为更好的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宜采用“最低限额+最高限额”相结合的方法,规定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对赔偿的合理预期的实现,更好的起到抚慰的作用。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出台的《意见》,侵犯人身自由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最低限额可设定为最低不少于1000元。对于最高限额的设定,可参考台湾“每日补偿金制度”,以限制或剥夺受害人人身自由的时间为依据,每日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超过日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的50%为基准,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个案情况适当增加或减少,但是最高数额不超过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的100%。原因在于,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内容为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两项之和视为100%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多等于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每日取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的50%作为基准,是相对公平合理的标准。

    (三)侵犯健康权

健康权相对于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可以通过伤残等级、健康评估等方式确定受伤害的程度,相应的赔偿标准在民事侵权领域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在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完全可以参照民事侵权而略高于该标准即可。侵犯健康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宜设定最低限额,因为受害人身体受伤害的程度是可以估量的,健康损害赔偿金是能够依据受伤害程度明确具体,精神损害抚慰金最低限额也需要参照健康损害赔偿金进行确定,若给可以明确的赔偿设定固定的最低限额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应设定赔偿的最高限额,目的有两个:第一,为了给受害人提供一个合理的请求参考范围,不至于出现“漫天要价“现象;第二,合理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起到避免个案赔偿差异过于巨大的情况。最高限额应以不超过健康损害赔偿金的100%为限,原因在于,健康损害赔偿金已经是根据受害人受伤害的程度作出的足额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虽无法用“足额”来衡量,但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精神,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表述为“相应的”,这个“相应”则可以理解为与个案的健康损害赔偿金为参照。

    五、结语

    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请求的标准,更多的可能需要在《国家赔偿法》之外进行探讨,特别是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相关标准的吸收和借鉴。法律的价值在于实践,若因缺乏具体的标准而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束之高阁,法律的社会效果就会大大降低,在感情层面上也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一种伤害,进一步完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是必要且必须的。本文以具体案例为索引,通过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的审查认定以及原则的分析,进而提出“最低限额+最高限额”综合评定的赔偿标准,个人拙见无法给具体司法实践带来帮助,仅仅是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一种认识和思考。笔者更期待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早日出台,为司法实践提供规范性、明确性指导。

第1页  共1页

编辑:政工科    

文章出处:镇巴法院    

关闭窗口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