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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思考

作者:范 纬  发布时间:2013-07-16 09:59:20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与法律制度,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其还是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本文将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分析,论述现代立法对该制度重新建构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 合理法律价值 现实意义

    引言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儒家历来主张亲亲相隐,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到汉时,它发展成为一项法律制度“亲亲得首匿”;到唐代,亲亲相隐已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并被汉代及汉以后历代当政者所倡导和认同。但是这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奉行了几千年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垃圾被扫进了垃圾箱。然而,亲亲相隐制度却未曾消逝过,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国家中,该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法律价值,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概述

    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具体说来,其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其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其    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其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

    “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到汉武帝时,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的主导思想转化为儒家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真正从法律上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死刑的可通过上请程序减免其刑事责任。且这一制度下的“亲亲相隐”思想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亲亲相隐”的主体限于亲属之间。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所提出的“父子相隐”主要是指至亲之间,特别是卑对尊、子对长应当容隐,只有这样才符合儒家“礼”的要求。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向。如唐朝扩大到同居亲属兼及家奴,明清时期更扩大到女方亲属如岳父母、女婿等。

    第二,“亲亲相隐”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一般不包括严重危害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政治犯罪。如谋反、谋判、谋大逆等,不在容隐之列。但根据容隐主体身份的尊卑不同又有所区别对待。如卑对尊、下对上、幼对长一概应当容隐,否则便视为违背封建伦理纲常,当坐。而尊对卑、上对下、长对幼则规定除重大政治犯罪和死罪外,余皆可以容隐,当然不容隐也不受罚,可见,“亲亲相隐”在体恤家庭内部的和睦亲情外,其还有维护封建等级特权,调和家庭和社会矛盾冲突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封建父权统治下的等级伦理思想。同时,统治阶级也会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矛盾斗争的需要相应地调整容隐的内容和范围。

    第三,“亲亲相隐”思想不仅体现在刑法领域,而且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和证据领域。在刑法领域中, “亲亲相隐”行为不为罪,不处罚或慎重处理;在刑事诉讼领域,凡属相容隐之亲属,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将施以一定的惩罚。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

    通过上述对“亲亲相隐” 制度在中国古代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亲亲相隐”原则起着维系社会统治,促进家庭和谐的重要的作用。我们固然要反对封建糟粕,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封建社会有的,当代社会就不可取,就应当排斥的。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应该有限度地借鉴、继承。因此,亲亲相隐的原则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应当予以重新评价。

    (一)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追求

    在西方法学传统中,自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以来,就认为法律是理性的正义,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应符合代表理性、统治世界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理性是永恒的东西。而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正好反映了此种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汉初在规定亲亲得首匿时,汉宣帝就专门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这种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研究鲁迅时描述的那样:“在鲁迅看来,由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父子(亲属)之间的天然的爱,是出于人的天性的爱,离绝、超越了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爱,鲁迅赋予他所说的这种‘人伦的索子’的天性的爱以一种绝对性,这种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是一条不可越过的线。”这种爱是人类符合理性的正义,是在制定法律时无法逃避的潜在的自然法则。可以这样说,亲亲相隐原则法典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对正义的价值追求。

    (二)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的人权价值追求

    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入律的鲜活例证。正如法理学家卓泽渊教授认为,一部正义的法应体现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人权应分为道德人权和法律人权。道德人权就是在道德规范的范围内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所形成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它有被他人认同的特性。法律人权是在法律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律人权又包括人身权、政治权和经济权,其中人身权理应包括亲权。亲权是以人伦关系为道德基础的道德权利,也是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人都是处于一定亲权之中,强调亲权首先是人类延续的需要。没有亲权的存在,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强调亲权也是人伦的需要,亲权关系是人的最基本伦理关系。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更多地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以社会本位淹灭个体独立,要求个人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而往往忽略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要求。因此,“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将有利于提高法自身的威信和价值,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彻底保障。

    (三)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不强人所难”

    国家要使百姓亲法、服法、守法,法律就必须立足于人情,不能强人所难,逆众情众心。如果强迫老百姓不惜牺牲亲情,大义灭亲,做到“社稷亲于戚”、“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劂,”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许多倍的后果。因此,立法者在制订法律或制度设计之时,不得不考虑其现实可行性。法律只要求也只应要求人们为其可为之事, 而不能期待人们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即“法律不强人所难”。

    而亲亲相隐制度的设计,无疑充分考虑了期待可能性问题。正如有论:“如果完全排斥亲亲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那么,我们预期会有多少人‘大义灭亲’、告发至亲?从司法实践来看,因‘亲亲’观念而触犯刑网所在多有。如果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立法责众的实际效用该是怎样的呢?如果在法律上断然否定亲属相隐,那么我们预期会有多少人出庭指证亲属有罪呢?会有多少人不作伪证呢?会有多少人亲属的证人资格和所作证言不被怀疑呢?相反,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亲属相隐的存在,以上麻烦便不复存在。”

    (四)相隐制度有利于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

    亲亲相隐观念与制度给予人性如许的关爱,这于个人无疑是无上的福音。但是,显然,统治者不可能仅仅出于此种考虑而将亲亲相隐构筑成法律制度,在此之外,定然有更大的利益驱动。这就是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意味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的和平与秩序,更加意味着国家统治的稳固与安全。亲亲相隐得以法律制度化,当然是由后一利益所决定的。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之中,却都得到了充分地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这当是统治艺术令人赏心悦目,更教人叹为观止的又一例证。

    三、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立法中重新构建的法律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和反思,对于这一充满现代法的价值和理性的传统原则——亲亲相隐,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法理、人情其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良好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应当兼顾到人情。实际上,只有法理没有人情的法律很难得到自觉遵守。所以,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国可参酌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汲取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精华,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符合实际情况的亲亲新隐制度。具体而言,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变义务为权利:规定容隐权和拒绝作证权。

    传统“亲亲相隐”一般都把“儿子告发父亲”、“父亲告发儿子”等视为犯罪,其实质上更强调容隐的义务性。在当今国家已不需要通过维护家庭秩序才能实现国家统治时,“容隐”、“拒绝作证”对于惩罚犯罪的国家利益只有障碍而无多大益处,而对于犯罪者的近亲属来说,则是莫大的便利,故应作为其权利而非义务。如果近亲属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则视为放弃容隐权。

    (二)界定可容隐的亲属范围。

    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可容隐的亲属范围较之于英美法系国家更广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所规定 “近亲属”的范围为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该范围宽于英美法系而窄于大陆法系。笔者认为,亲属范围规定过窄不易体现刑法的人性关怀,依据我国“家本位”的传统文化及参酌我国继承法中对享有继承权亲属的相关规定,将亲亲相隐制度中的亲属范围界定为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子女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较为合理。这是因为该范围内的家庭成员是财产继承权的主体,他们是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也是法律所认可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本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也应当相互隐匿罪行,不予作证、揭发、检举。此外,考虑到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可容隐的范围还应包括与自己亲属实施共同犯罪的其他共同犯罪人,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和自己亲属有牵连关系,一旦他们被揭发或被指控,自己的亲属也必将牵涉进去,因此对其他共同犯罪人进行庇护,也意味着对自己亲属罪行的隐匿,故也应将其纳入可容隐的范围之内。

    (三)确定可相隐的犯罪类型。

    对于行为人因亲属关系拒绝作证或者予以包庇、窝藏行为的刑事责任应根据犯罪的类型来确定。以犯罪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种类为标准将犯罪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类为国事犯罪,对国事犯罪不能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国事犯罪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这类犯罪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属于重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中也将谋反、谋叛、谋大不逆等危害统治安全的犯罪排除在外。而其他有些国家立法也是如此规定的,鉴于国家法益的重要性及我国当前国权主义刑法的立场,对于这种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的犯罪,不能适用亲亲相隐制度,行为人因亲属关系拒绝作证、告发或者予以包庇、窝藏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不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二类型为非国事犯罪,对非国事犯罪可以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国事犯罪以外的犯罪是非国事犯罪,对于非国事犯罪可以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其中依据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具体处理结果又当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对抢劫、杀人、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行为人因亲属关系拒绝作证或者予以包庇、窝藏的行为可从轻、减轻处罚;而对于其他的非暴力性犯罪则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结语

    总之,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现行刑法中应当重建亲属相隐制度,但重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必须运用现代法治观念进行改造。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合理借鉴,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建立起合理完善的亲属容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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